生命之旅

    荷枪的警察站在面前，面无表情的说“护照！”。我仰脸看他，蓝眼睛骨碌碌向四面扫射，搜寻新的猎物，伸手一把夺过护照，竟然不按惯例仔细挑毛病而转身就往停在那里的大巴走，我一只手拉车，紧跟护照，一只手连忙把羽绒服扣好。排芋头一样塞满人的车，全是中国，越南和独联体国家的。驾驶员旁边放了很高一摞护照，只把我的单独放一边，估计车里的警察已经看过了。我的推车也被抬上来。到警察局，分别把所有的人关进铁笼，像动物园的围栏。我去上洗手间，没被关。在里面把钱分别塞到齐膝的高筒毛皮鞋和羽绒服里层内兜。其实，这根本不管用。因为一个越南人和阿塞拜疆人被命令脱了外衣，长裤，靴子，只剩贴身毛衫。羽绒服拿在手里一点一点摸，即便一个硬币都能发现。他们没搜我，叫到头目的办公室里，说：

        五月莫斯科，空气甜丝丝的。雪化了，露出吸饱水份的黑油沃土。嫩黄的阳光亲吻了光秃秃的林梢。一夜之间，小芽儿冒出来，就像爆竹，噼噼啪啪看着就张开了瓣儿。不几天，似海的绿荫波涛涌动，带着哨音的鸽子飞上青天，他们像是从遥远的战争年代飞来，是那些倒在大地上的年轻战士。五月9号胜利节的礼炮，召唤他们衔着碧血化成的橄榄枝，飞向红场。告诉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世界需要和平！”

       一年过去了，同学们忙着在办入系的手续。我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回国？不可能---这是背水之战。继续上？不可能---没钱了。就连在莫斯科生存的条件都没有。考完试，系主任叶甫盖尼握着我的手说道：“祝贺你！”。这是一个善良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我跟他说了自己的境况，他说：

苏妮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同学和我们相约乘火车去莫斯科郊外的柴可夫斯基庄园克林，去新圣女公墓，胜利广场。晚上坐在她4楼的小屋里聊在国内的日子，聊他1。85米的丈夫，儿子。她的同屋是一个长得象希腊女神似的秘鲁姑娘，常常一顿收拾打扮以后，跟苏妮来一个贴面礼，说声“再见”，旋风似的卷了出去就几天不见人。所以，房间很安静。我坐在她对面，津津有味的看她比划着说：

“我家就在松花江边，有自己的小菜园。夏天，江水涨的时候，我捆好头发，戴上草帽”。她手指一转，做了个捆头发的姿势，继续说“用自行车带上一大筐菜去街上摆地摊卖”。好几个星期日都去，只是后来太忙才免了。

“那时你还上学吗？”

“没有，我都已经工作当医生一年。我妈舍不得把家里种的菜扔了，送人也送不完。我就干脆拿去卖。卖多少钱不管，反正是卖了”。

“你不怕看见熟人吗？”

         男生来了，我连比带划告诉这位先生：

         “对不起，我的儿子来电话，现在要去邮电局接听。”

         “你儿子？”

           “对！他17岁了，可能跟您一样高”

           “再见！”

            “您看，我们都不喝酒。请您带走好吗？”

             “不不！”

            “再见！”

           几个女孩儿笑倒在床上。我估计阿拉伯人对亚洲人的印象也跟我们看他们一样：脸孔都一个样。